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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们“互相看不到”

2018-02-27
来自:人物

作者:吴呈杰

 

请做好准备,澳大利亚并不会给人带来太多惊喜。

当你逃难般地飞离北京的冬天,换好短裤戴上墨镜打算迎接南半球的热浪时,或许会对眼前的景象感到一丝失落:茂盛的绿植、和煦的海风、整洁的街景、二十来度的天气,就……和想象中的没多少区别。

这里是悉尼。你能从这个澳大利亚经济、文化、政治中心看到不少城市的影子:建筑似伦敦,港口像香港,CBD如纽约,海滩像从巴塞罗那空运而来。假设把那「碍眼」的悉尼歌剧院移开,单配上海港大桥和沿岸一排排迟暮的高楼,甚至能让人读出些伊斯坦布尔的味道。

一百年前,D·H·劳伦斯在《袋鼠》中就曾描述过这种感觉(只不过他还要更刻薄些)。一个在欧洲时认定「一切都完了,没戏了,走到头了」的成名作家想在这个年轻的国度开始新生活,不久后就沮丧地发现,悉尼这地方像伦敦,但毕竟不是真的伦敦,「就像用人造黄油代替真黄油一样」。

这种廉价感并没有阻挡澳大利亚成为全球最大的移民国家之一。社会学家称澳大利亚为「民族的拼盘」,来自120个国家的移民前往此地谋生和发展。这让我颇为好奇,一个没多少文化底蕴的年轻国度,凭什么吸引成千上万的「冒险家」远渡重洋而来?把视线转移到我们周边,那些在东方文化熏陶下长大的国人,又是如何在这块南半球的大陆上开始新生活的?

第一步当然是要拿到永久居留权。永久居留是一种权利,你并不需要加入澳大利亚国籍,但可以和当地公民享受相同的福利待遇。澳大利亚的移民政策和当政者的理念高度捆绑,时紧时松,因而也诞生了不少匪夷所思的移民故事。比如一度流行的「家暴移民」——女性先找一个当地男人结婚,不爱也没关系,只要在婚后择一良机,把自己鼻青脸肿地打一顿,再跑去警局哭诉:看,我被这个男人家暴了!于是,临时的配偶签证顺顺利利地升级成永久居留的绿卡。

在悉尼大学和墨尔本大学,我们见到了不少下定决心要扎根下来的华人留学生,为了拿到这一纸绿卡(事实上,那也是一张贴在原护照上的签证),他们需要不断刷新个人评分,遭遇的困境也大抵相似:选择哪个更易于移民的专业、雅思如何考到4个8、怎么才能拿到雇主担保……接下来,就是排队等待,等待,再等待。

一名学生给我们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你可以想象一个水池,潜在的移民者们前仆后继地跳进去,评分更高者更容易冒出头,但你依然无法得知,下一个被打捞出来的好运气会降临在谁头上。

我们见到了这样一位幸运儿。搭乘火车抵达距离墨尔本市区18公里的Blackburn,访谈对象Jack到车站来接我们。Jack来自湖南,三十岁上下,这是他来澳洲的第八个年头。Jack就在住处附近的银行上班,朝九晚五,周六额外工作半天,生活稳定而规律。像当地绝大多数事业小成的年轻人一样,他贷款购置了一套带花园的独栋别墅(「450万人民币在国内也买不到更好的房子」,他补充)。为了减轻还贷压力,他将别墅分别出租给了四位房客,都是亚裔面孔。

在澳大利亚,生活品质的提升是显而易见的。你拥有了一套属于自己的别墅,每天都盈余大量用于消遣的时间,不必为了糟糕的空气和来路不明的食物忧心忡忡,这很像是我们每个人在疲惫时幻想过的理想生活。只不过,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是,在三十岁的时候得到这一切,会不会让人生显得太轻而易举了些?

凡事当然都是有代价的。天花板无处不在,你可以成为一名勤勤恳恳的银行职员,却很难上升到管理层——理由通常是难以服众的「语言障碍」。「移民澳大利亚,你要首先明白,自己这辈子不可能赚大钱了。」Jack说,「同样,你也要学会忍受这里的无聊。」

好在,「无聊」对Jack来说不是一件坏事。我们抵达墨尔本时正值一年一度的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整座城市汇聚成了一片蓝色海洋,随处可见这场盛宴蓝色的「AO」标志,但这一切对Jack来说「没太多关系」。身为一个养猫的资深宅男,他一年进城的次数不超过三次,抗拒无休止的吵闹派对,娱乐活动主要是和华人朋友们一起,在家吃火锅或是出门唱KTV(也是华人开的)。

说着,他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火锅底料,邀请我们一块吃火锅。于是,在这场采访的最后,我们一边捞着在红汤里翻滚的上好羊肉,一边通过网络电视欣赏了国内的一档热播综艺。

Jack的寡淡生活并不意味着,在澳华人没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成功先例。他们也有自己的「澳洲梦」,帕西·杨的励志故事就在当地华人中广为流传。这位澳大利亚光兴百货公司的奠基人1865年出生在广东中山的一个村庄,20岁时通过同村人的关系来到澳大利亚。在度过了长达十年颠沛流离的打工生涯后,杨一步步成为光兴的主要股东和管理者。发迹后的杨并未忘记远在大洋彼岸的族人,他利用移民法的漏洞让亲戚们陆续来到澳洲,并在当地繁衍生息。

我们在墨尔本也见到了一位当代的「帕西·杨」。这位周女士从中文学校的小学老师做起,如今已经成为一个专注移民服务的集团的CEO。判断移民成功与否的标准是能否帮助更多人移民——就像留学归来任教新东方一样,这形成了一个运转良好的闭环,却总让人感到丢失了一些最开始的意义。

在这个由她组织的晚宴上,还有一位致力于「茶道与移民横向交叉」的茶馆馆长,一位年轻的投资公司女高管(同时也是一名「移二代」),一位在留学和移民领域赫赫有名的「大师」。显然,这些嘉宾们都处在澳大利亚华人社会的金字塔顶端。他们孜孜不倦地向我们展示掌握的巨额财富,相互提携的社交网络,以及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对中华文化的坚持」。

直到听说我们此行的参访主题——「华人移民的生存悲欢」时,他们才露出同样困惑而吃惊的表情,接着不无遗憾地告诉我们:「我们的移民经验里全是『欢』,恐怕说不出什么『悲』的东西。」

「『悲』的东西」,他们建议我们去这个国家的历史更深处寻找。澳大利亚的诞生就是这样一个悲剧。《致命的海滩:澳大利亚流犯流放史》一书向我们揭示了十八世纪的真相:1788年1月18日,当第一批英国人(包括736名囚犯)在澳大利亚的植物湾登陆时,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来创建一个国家,仅仅视之为一次惩罚性的放逐。八天后的1月26日,他们在杰克逊港建立起第一个英国殖民区,这一天也颇为讽刺地成为了澳大利亚的国庆日。

尽管澳大利亚人每每被嘲笑为是流浪犯的后代,他们并未对同样拥有苦难历史的华人移民产生多少同情。19世纪50年代,澳大利亚发现金矿,吸引了广东省数以万计的贫穷百姓前来务工。如同典型的中国人形象,他们朴素、勤奋、节俭且热爱和平,但欧洲白人还是被中国人的出现和成功吓坏了。1857年,一份地方报纸这样写道:「先不考虑中国人带给金矿区的麻风病——他们走到哪里就把这种可怕的病带到哪里——就单单从他们心智低下,身体瘦弱,生活习俗半野蛮化的角度来看,我就反对让他们进入澳洲……」

不过,正如英国社会学家汤因比所说的:「文明诞生的环境是一个非常艰难的环境,而不是一个非常安逸的环境。」在他看来,人类是在迎接自然、社会的挑战,迎接心理不安的挑战中,创造了文化。按照汤因比的理论,也正是在当地人的排挤和歧视下,华人移民激起了民族意识,创造出了一种充满生命力的移民文化。

要想直观地握住这点生命力的闪光,显然要去唐人街。早在十九世纪,悉尼和墨尔本形成了华人聚集的唐人街,进出口商行、水果店、家具制造厂、洗衣铺、食品杂货铺、蔬菜水果店、餐饮店、鸦片烟馆和赌场应有尽有。中国厨子、雇工、食物、语言和其他的文化符号,让这些生活在澳大利亚的华人与自己的故土和过去建立起剪不断的联系。

在1997年出版的《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史》中,作者将悉尼和墨尔本的唐人街比作为一个「小香港」:「店主和顾客用广东话讨价还价,身穿唐装的女招待在餐馆里穿梭来去。」随着90年代以来大陆移民的涌入,在2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来到唐人街时,已经很少能寻觅到香港社会的影子。唐装不再流行,大部分菜单都是简体字和英文双语,即便是在港式茶餐厅,服务员们也都操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检验这家餐厅的老板来自哪里,都不用听口音,尝尝味道就行了:奶茶够台式,川菜是实打实的辣,海南鸡饭是正宗的南洋风味,走进一家苏杭名小吃,咬开小笼包迸溅出的汁液让我一秒回到故乡。

在唐人街,我会严重质疑那些华人被排挤的新闻的真实性。要说中华文化在何种意义上被这个移民社会广泛接受,最先提起的一定是中国食物。上世纪50年代,著名大厨玛格丽特·富尔顿把中餐介绍给了澳大利亚的家庭主妇,很快,唐人街的中餐餐具需求翻了三倍。在此之前,种族主义者依旧认为黄色人种移民的「侵入」污染了澳大利亚的高等白色人种的文化。直到1973年,为各色人种提供政治保障和法律保障的多元文化政策才在澳大利亚正式执行。

中餐并未成为一阵稍纵即逝的风潮,时代滚滚向前,澳大利亚人民对它的热爱有增无减。我们惊异于在唐人街看到的近一半的非亚裔面孔,看着他们熟练地穿梭于中餐厅,熟练地点餐,熟练地用筷子夹菜——甚至,在一些热门的「网红店」里,你能看到满满当当的一屋子「外国人」,还有几位在门口百无聊赖地等位。此情此景,和中国旅行团包场欧美著名景点颇有几分相似之处。

澳大利亚人对中餐的追捧使得唐人街注定无法成为一个纯粹的华人社区。现今的唐人街更像是一条高度商业化的美食街,不只是华人,还聚集了泰国人、马来西亚人、新加坡人、韩国人以及日本人,甚至还有很多白人商店夹杂其中。澳大利亚新闻网曾报道,悉尼的唐人街现在有大量的房产发展项目,很多建筑即将被夷平,给新的广场和社区升级让位。

在口述史中,一名叫做贝西的华人老奶奶回忆20世纪上半叶的唐人街,和数十年后相比,那个过去的时空有着难得的亲和气氛。「在那时候,人们之间亲密诚实,相互之间无所不谈,没有心机和秘密。」她说,「我们店里时常放着几把椅子,人们在那坐着谈天说地,现在这样的情形再也看不到了。」

唐人街即将成为过去式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越来越少的新移民和二代移民愿意留下来了。到澳大利亚念书花费高昂,留学生们大都来自富裕家庭,二代移民在接受大学教育后也多成为各领域的专业人士,他们更倾向居住到白人聚集的富人区。

那么,那些年纪渐长、英语不太灵光、没有什么一技之长的老年人们,他们在哪里,他们怎么办?

在悉尼市郊的恳思区,我们见到了这样一群老年人。恳思是一个传统华人区,华人人数位列悉尼第二。除了在镇中心矗立着的一块二战纪念碑外,这里和国内任何一个普通小镇别无二致,主街上的商店都挂满了中文招牌:旅行社、医疗诊所、公司注册、足浴修脚、景德镇瓷器……

驻地在此的华人社区服务机构「华人服务社」确认了我们的猜想,在恳思生活,英文并不能派上什么用武之地。因此,他们在此处为华裔长者建立了专门的高龄颐养院,优越的住宿条件堪比国内的高干病房,阳台、独立卫浴、中式庭院一应俱全,活动室里摆放着自动麻将桌,一日三餐两周不重样,电梯和走廊也都为老年人的便利做了改良设计。当然,入住有个前提是,你有经济条件缴纳一年数十万人民币的费用。

丰衣足食的物质生活并不一定能填补他们内心的虚空。华人服务社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些老人不少是在退休后被子女从国内带来澳洲。那时美其名曰享受「天伦之乐」,实则是让身体尚且健康的父母照顾孙儿及买菜做家务;当孙儿长大成人或老人疾病缠身时,父母成为了多余的人,便以西方「自我养老」的观念为借口,把他们送入养老院。

澳大利亚电视剧《罗家》揭露了华人移民家庭面临的重重难题。东方价值观浓厚的父母和从小在西方长大的孩子们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彼此都感受到了东西方文化碰撞的困惑。作为典型的中式「自我牺牲型」父母,夫妻俩为供养一家七口贡献了自己的全部人生。这并未换来孩子们的理解,家里沉默寡言的老二难以忍受和母亲越来越窒息的相处,选择离家出走;当父母第一次听说女儿找了一个白人男朋友时,也气得几乎昏了过去。

在第一季的结尾,这个移民家庭的内部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就像在现实生活中,代际冲突也始终是这个移民社会一道隐秘的伤痕。

在那场由成功人士组成的欢迎晚宴临近尾声的时候,周女士终于提及了一点她生活中的「小小烦恼」:自己的儿子成了「香蕉人」,从小只愿意说英文,即使后来强制他上了中文补习班,也极少用中文和父母交流。当她介绍站在墙角的一位年轻的长发男子是自己的儿子时,我真切地理解周女士的「烦恼」——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这位着白色衬衣、全程来回穿梭斟酒的男子是名日裔调酒师。

各家有各家的忧愁,令人心悸的一点是,人们似乎都沉溺在自己的忧愁,而对他人的苦难视而不见。「相互看不见」是我对澳大利亚社会最深刻的感受。就像我们在讨论中国发展的生机勃勃时,隐含的假设是「看不见」GDP排行榜以外的山区和农村,同样地,我也总是怀疑,大部分人都把这个国家的10%当作了全部的真相。在悉尼和墨尔本这两座南半球最大的城市,我们被这样的论调挡得严严实实:「澳大利亚没啥贫富差距」「就算是沿街乞讨的流浪汉,收入也不会差到哪里去」「蓝领工资甚至比白领还高」。

唯一一回,算是凿开一点缝隙露出微光的,是一名悉尼大学学生分享自己骑车环澳旅行的经历。这名学生曾疑惑为何从未在城市间寻觅到澳大利亚原住民的身影(毕竟,在官方数据中,原住民的犯罪人口占了全国犯罪人口的三分之一),直到他穿越澳大利亚广袤而贫瘠的中西部,路过一个又一个不通网的村庄,看到日照下检查羊毛、收麦子、赶牛群的重复劳作,终于恍然大悟:那些「隐形」的原住民,原来他们在这里!

在来到澳大利亚之前,我满以为这里的华人社会能给我留下某种整齐划一的印象。至少,汤因比所说的在挫折中生长起来的向心力还在。而当我见过了高谈阔论的「澳洲梦」缔造者、被子女遗弃的孤寡老人、在三十岁开始养老生活的宅男、削尖了脑袋想加入这个国家的留学生之后,不得不承认,这儿和中国的社会阶层并没有多少区别。

人人都乐于承认自己的「政治冷感」,并将其视为中国人与生俱来的优异品质。很不幸地,我却嗅到了一丝维护个人利益的理性算计的味道。「中国式移民」和忠诚、归属感、文化认同这些语汇没多少关系,更提不上要为即将拥抱的新社会贡献些什么、付出哪些行动。人们没法互相看见,人们也没法理解彼此。

回国的飞机起飞后,我问同行的一位原计划移民的朋友,在考察了这十天后,是否会改变原来的打算。

「不,我还是会移民的。」她坚定地点点头。

是啊,我们也没法理解彼此。就像鲁迅先生所说的:「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是觉得他们吵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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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东野寒冰 PSY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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