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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手后,裸照被前任po上网:互联网时代脆弱的隐私与自尊

2017-12-27
来自:凤凰青年

译读纽约客 译读    

本文原载于The New Yorker

作者/Margaret Talbot

译校/liwen & Scarlett & 莫非& 瑞塔

& momo & Beata

编辑/eve

译读:T-Read | 译读纽约客:TreadNY

编者按

这是一篇写得很全面的长故事。受害者的脆弱与纠结,相关法律的争议与现实执行的艰难,由之引申的对网络欺凌的无奈……从任何一个角度提取都很丰富的内容通过作者的精妙构思,被自然地调和在一个一个受害者的故事里。这是互联网时代的新现实:你最隐私的部分能够轻而易举地被人利用,众人猎奇而冷漠的眼光给你招致深入骨髓的伤害,持续摧毁着你的尊严和一切。文中的主人公幸运地取得了胜利,但作为读者却无法感到欣喜——法庭的胜诉不意味着她精神的解脱,更不用说许多出于羞耻感而不敢诉诸法律,以及更多连法律保障都享受不到的受害者。

三月的一个早晨,一位名叫诺玛的年轻女人在新泽西州纽瓦克的法庭出席前男友的判决。她的前男友曾经以荒诞的尺度在网上羞辱她。四年前,在纳特利,17岁的诺玛在她家附近的星巴克认识了19岁的克里斯托弗·莫克斯。莫克斯是当地学校的商科学生,细言细语的诺玛倾心于他的开朗外向。他成了诺玛的第一任男友,两人交往了两年。和时下很多年轻小伙子一样,莫克斯让诺玛发大尺度的自拍给他,诺玛也像其他年轻女孩一样,照做了。诺玛要求男友承诺,照片只留着自己看。莫克斯向她保证,照片都藏在一个设有安全密码的手机应用上,绝不会传播出去。不过他偶尔也会开玩笑说会这么做。听到这些话,诺玛从不会一笑而过,她警告莫克斯,如果他敢,双方就对薄公堂。诺玛当时是纽约时装技术学院的学生,和父母居住在一起。

2014年11月,诺玛和莫克斯分手了。他不断发短信骚扰她,有时还说自己的母亲病入膏肓,所以她必须跟他说说话。(这是个谎言。)他还在短信中威胁说要把诺玛的私密照发到网上。几个月之后,诺玛收到一条来自陌生人的短信,说他在著名色情网站PornHub上看到了她的主页。诺玛随即给服装店老板打电话,说下午上班会迟到。然后她疯狂地在网上搜索,最后在带有她姓名的主页上找到了发给前男友的8张照片。诺玛跟我描述,“大致就是拉皮条,让人们找我口交。里面有我的电话——那个陌生人就是这样找到了我。还有我住的街道名,我所在的小镇。上面还说,‘加我脸谱网好友。’然后放上了我的内衣尺寸和那些照片。”

诺玛对莫克斯发起了刑事诉讼。莫克斯被判第三级别的侵犯隐私罪,依照的法条是著名的“色情报复”法。2004年,新泽西成为全美第一个通过此类立法的州。根据法条,若当事人清楚“他未经授权或特许”,公开“暴露他人私密部位、涉及性交或性接触的照片、影片、录像带、录音或其他任何复制品,除非经过当事人同意”,否则就构成犯罪行为。

“非自愿色情法”是对该法条更准确的叫法,因为进行网上骚扰的并非全是莫克斯这样难缠的前任。有人会盗入明星的iCloud或Gmail账号,窃取私密照片并在网上发布或销售。2014年,包括詹妮弗·劳伦斯在内的几位著名女演员就曾是受害者;劳伦斯向《名利场》表示,该事件是一次“性犯罪”。上个月,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名法官将盗用照片的嫌疑人之一瑞安·柯林斯判刑18个月。受到攻击的不仅仅是名人。最近一份布鲁金斯学会的报告研究了近80起“性扰乱”事件,涉及3000名受害者。在一起案例中,名为路易斯·米汉格斯的加利福利亚人诱骗女人安装恶意软件,在她们的电脑里搜索性裸露的照片,并打开网络摄像头和电脑麦克风,录下女性脱衣服或性交的画面。然后,他以公开照片或视频相威胁,让女人为他拍色情视频。2011年,米汉格斯被判非法侵入电脑罪和窃听罪,入狱六年。

有时候,人们会偷偷录下自愿的性行为,甚至是强奸,然后会出于报复之外的原因公开录像。2016年4月,来自俄亥俄州的18岁女孩玛丽娜·罗妮娜受到指控,缘由是她在视频直播平台Periscope上直播了她17岁的好友被附近商场遇到的男人强奸。罗妮娜和律师表示,她录像的原因是收集证据。但是公诉方称,罗妮娜的直播观众给她点了一连串的“赞”。罗妮娜被指控强奸罪、绑架罪、性殴打罪和纵容涉及未成年人的性行为罪。

在过去十年中,33个州及哥伦比亚特区都采用了类似新泽西州的非自愿色情法。尽管如此,色情报复的网站仍然比比皆是。比如在myex.com上,人们会发布前任伴侣或爱人的裸照——大部分是女人,有一些是男人——以及他们的姓名、年龄和居住地。他们会附上不堪入目的文字描述:“我的荡妇妻子”;“丰满的冷酷荡妇”。发布的男人页面则往往暗示他们的阴茎太小。

对犯罪嫌疑人的审判往往能吸引大量媒体关注,部分原因是其发生概率之小。宾州进行了十几次审判,是所有州中最多的。其他通过了非自愿色情法的州只在法庭审理过一两起案件。受害者往往由于不情愿或是羞耻感拒绝出庭;警察有时对于新法律不熟悉,或不知道如何进行计算机取证——这是立案的必要步骤。

诺玛的诉讼能顺利开庭,要归功于她的律师卡丽·戈德堡。审理当天,戈德堡就站在诺玛旁边。39岁的布鲁克林律师戈德堡专攻性隐私案件,这个新法律领域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抵抗互联网的粗俗化趋势。她的客户和诺玛一样,想从网上撤下自己的私密照或放有自己照片的性服务广告,避免照片疯狂传播,或者陌生人出现在自己家门口。还有一些客户因为自己的大尺度照片遭到勒索,要么出钱,要么被迫为他人提供性服务,否则照片会被发给老板、父母或兄弟姐妹。戈德堡甚至开始为受性侵的青少年提供建议——他们被性侵的过程被录制在手机上,学校里的同学可能会在学校的餐厅或走廊里观看这些视频。

戈德堡毕业于布鲁克林法学院,她的工作往往是在单调的法庭和肮脏的警察局,但正因如此,她出乎意料地具有吸引力。她留着一头大卷发,总是涂着指甲油,她戴着特大号的设计师款眼镜,脚踩十二厘米的高跟鞋,身穿撞色超短连衣裙和精致裁剪的风衣。律师丽贝卡·赛姆斯曾在住房保护协调中心与戈德堡共事,该机构代表曼哈顿遭驱逐住户的权益。她告诉我,“住房争端的法庭往往都是男性,包括律师和房东。我该怎么说呢?他们总是邋里邋遢的。卡丽不一样。她棒极了。她好斗——不得不这样——当所有人都认为你的客户输定了的时候,你得相信他们。法律服务提供者很多是做善事的人,但是他们太不主动,太顺从了。他们没有卡丽身上的闯劲。”

2014年,长期致力于推进报复色情法的迈阿密大学法学教授玛丽·安妮·弗兰克斯在网上受到淫秽言论的反复攻击。戈德堡送了弗兰克斯一支色号为危险女人的口红,以示支持。弗兰克斯告诉我,“她附上了一张卡片,上面写着,‘当我想斗志满满,我就涂这支口红。’我看到就笑了,我很喜欢这份礼物。我喜欢她的全部性格。她完完全全在做她自己。”

几年前,戈德堡遭到了前任的报复骚扰。当时,她在曼哈顿一家刑事司法非营利组织维拉研究所(Vera Institute)任法律服务部门主任。她的前任威胁要将戈德堡的私密照片发给她的律师同事们。“我站在这里,是作为一个律师,同时也是作为别人的攻击对象。”戈德堡最近在奥尔巴尼的一个家庭虐待会议上发表演讲,“我报了警,他们却说这不是刑事案件。”她曾经受到恐吓和骚扰,在她的前男友受到限制令的约束后(他没有传播照片),她决定创办自己的公司。她这样对我说,“这样的话,我就能成为当时的我所需要的律师。”戈德堡的很多客户是十几或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戈德堡像一个冷静的大姐姐一样,始终站在他们身后。她以女孩范的时髦方式跟他们打招呼——“嗨~~~~!”——然后再谈正事。

在克里斯托弗·莫克斯被判刑的前一周,我在戈德堡位于布鲁克林高地办公室的一间会议室里采访了诺玛。接受采访时,诺玛曾说:“对我个人而言,我可能以后不会再给别人发那样的照片了。”戈德堡当时和我们坐在一起,她插话道:“即使你知道你并没有做错什么。”诺玛点了点头,对她说:“之前,我一提起这件事就觉得很羞耻,不知道我袒露心扉的对象会不会对我评头论足。我遇到你的时候真的是十分受伤。”戈德堡说:“你已经变得比原来坚强多了。不管判决结果如何,你在这件事上就像一个国家领导人,因为很少有人会采取你这样的做法。你是一位女战士,你在让他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戈德堡试图让她的客户相信,她们不应该感到羞愧。有人说注重隐私的人一开始就不该给别人发自己的裸照,我问她对这个想法怎么看。戈德堡回答道,这一观点太过主观臆断,是以偏概全。她提到了前娱乐与体育节目电视网(ESPN)的记者艾琳·安德鲁斯的案子。艾琳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一个附近酒店房间的男人录了像。“你是不是打算一辈子不脱衣服?”她说,“你不能不穿衣服,不能洗澡?”她提到了裙底走光——一种偷窥癖的做法,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把镜头伸到女士裙子底下拍照。“你是不是打算出门的时候永远不穿裙子?”戈德堡说,“或者,如果某人的脸被PS到一个裸体上,这种照片该怎么办?被四处传播的不一定是那些一开始得到当事人同意的照片。这就是为什么你要关注的是传播这个环节。”

戈德堡继续说:“但是,即使你拍了一张裸照并把它发给了某个人,这并不一定就是一个鲁莽的举动。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二战时期参战的美国士兵总会带着妻子或女朋友招贴画女郎式的性感照片。这通常是亲密交流的一部分。它可以被当作武器,但事实是,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被当作武器。”

诺玛的男朋友第一次威胁说要公开这些照片时,她报了警。警察告诉她他们也无能为力。但这些照片被放到网上后,诺玛的母亲艾琳娜查了新泽西的法律条款,并猜测莫克斯可能触犯了一条法律。她通过网上搜索找到了戈德堡的律所,2015年2月,她给律所打了电话,接电话的是戈德堡。“天啊,”听完她的讲述后,戈德堡告诉艾琳娜,“我当然可以帮你。”艾琳娜的家庭经济拮据,让她们大为宽慰的是,戈德堡说,她愿意为这个案子提供免费帮助。

首先,诺玛需要把她的照片从网上撤下来。直到最近,把照片从网上撤下来大多需要通过投诉网站侵权来完成。拍照片的人自然就是版权的拥有者,所以自拍是你的财产。如果一张自拍出现在了色情网站上,那么根据1988年颁布的数字千年版权法案,自拍的这个人可以通知网站撤下该照片,并要求相关的网站主机和搜索引擎也将该照片移除。对于别人拍的你的照片——即使是你要求的,并且用的是你的手机——理论上来说,版权是属于拍照人的,但你可以申请将该照片的版权注册到你的名下。用版权法与报复色情作斗争有点像借税法追击阿尔·卡彭(译者注:美国黑帮教父,虽罪行累累,但警方一直找不到他犯罪的证据。1931年,一个联邦税务侦探发现卡彭的一家赌场隐瞒收入,警方用逃税罪将其逮捕),但版权是互联网尊重的为数不多的权利之一。

照片在网上扩散地十分迅速,并且撤下照片的通知要分别发送给每一个网站,因此让一张广为传播的照片下线是一件繁冗枯燥且代价巨大的工作。艾丽卡·约翰斯通是一位旧金山的律师,和戈德堡一样,她的律所主要致力于性隐私案件,这样的律师在美国寥寥无几。她最近给我讲了一个她2013年遇到的案子。一位母亲当时在帮她的女儿从网上撤掉未经她允许就刊登的色情照片。艾丽卡说:“从5月到10月,她们花了至少500个小时来发送撤销照片的要求。就像一个全职工作一样。”更糟糕的是,并不是所有的网站都会照做。

去年,一些主流的社交媒体和搜索引擎开始禁止报复性色情照片,部分原因是为了响应戈德堡和其他积极分子的观点。前加州检察长、新当选的美国参议员卡马拉·哈里斯召集了一个科技公司、执法人员和辩护律师共同参与的工作组,帮助制定新的政策。公司已经开始提供在线表格,让受害者们可以直接要求删除相关内容,无需事先确定版权所属。2015年初,Reddit、推特和脸书都采取了反对非自愿色情的政策。Instagram、谷歌、必应和雅虎也随后响应。搜索引擎也同意将报复性色情照片“脱钩”,这样的话如果搜索照片中这个人的名字,她的色情照片就不会跳出来了,尽管用URL地址还是能找到这些照片。谷歌在一份声明中对新政策做了解释:“一直以来,我们的准则都是搜索应该反映全网内容。但报复性色情照片是极其私人的,在情感上也会给他人带来伤害,并且其目的只是为了羞辱受害者……这是一个应用范围有限的政策,类似于我们对高度敏感个人信息撤销请求的处理,如银行账号和签名。”

2015年10月,PornHub也宣布会同意撤销报复性色情照片的要求。(戈德堡发推说PornHub是她当天的“推特最佳”。)与此同时,几家臭名昭著的报复色情网站被关闭,其运营者也被送进监狱——不是因为他们传播了照片和视频,而是因为他们在这一过程中触犯了法律,如身份盗窃、勒索和入侵他人的计算机系统。联邦贸易委员会作为欺骗性商业行为监督员参与了部分案件。去年,该机构禁止isanybodydown网站的运营者克雷格·布里顿分享他通过欺骗手段获取的女性裸照。他的手段包括在大型免费分类广告网站克雷格名单上假装自己是女性,然后他会把这些女性导流到自己运营的另一个网站,承诺只要她们拿钱,就撤掉这些照片。(布里顿否认自己曾用这种方法来获取照片。)

互联网上厌恶女性的情绪之根深蒂固已是臭名昭著。威胁要对女性作家施行性暴力的恶意评论已经逼得一些女性远离互联网,而匿名机制却保护了那些施暴者。一些女性会直面这些挑战,但大多数都选择了忽视他们。几年前,《卫报》上风趣的专栏作家林迪·韦斯特抨击了拿强奸开玩笑以及嘲笑他人体型的做法,随后在社交媒体上遭到了一连串极其恶毒的评论攻击。(“没人想要强奸那个又胖又恶心的东西”;“我想在你的那个嘴里塞个苹果,然后用个大棍把你串起来烤。”)一名网友以韦斯特刚过世父亲的名字申请了一个推特账号,好像他的鬼魂在对他的女儿进行下流的侮辱一样。韦斯特并没有对这些键盘侠的攻击置之不理,相反,她写了一篇文章来描述自己对此的感受;这促使了那个键盘侠向她道歉。2015年,这位曾在网上侮辱韦斯特的男子和她一起上了一期《美国生活》的播客,她问他当时为什么会那样做。他说他那时是个大胖子,韦斯特对她自己硕大身体的自信刺激到了他。这段谈话并没有披露他的名字。和大多数键盘侠一样,他从未因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受到影响。

在与网络侵扰斗争时,戈德堡更多的是一名务实派,而非理论家。但迈阿密大学的玛丽·安妮·弗兰克斯和马里兰大学的丹尼尔·希特伦已经在法律评论期刊上发表了数篇文章,他们提出极端的网络侵扰损害了机会均等。希特伦在2014年出版的《网络空间里的仇恨犯罪》中声称,因为这些行为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妇女和少数群体——破坏了他们公开表达自我的能力、就业前景,以及个人安全感——法律体系必须将其视为对公民权利的一种侵犯。她建议将网络威胁等色情报复形式定为犯罪,纳入有关跟踪和骚扰的现行法规,并且让受害者更易于用化名起诉。希特伦多年来一直在提这类论调,她告诉我科技公司和州议员正在逐渐接受她的观点:“回想2007年,我提出应该将这些行为视作刑事犯罪和对公民权利的侵犯,他们都觉得我疯了,而突然之间,这种想法开始为人所接受。从‘天哪,她要破坏互联网’开始,到‘丹尼尔啊,她很好,她的观点不偏不倚’。”希特伦认为那些企业已经意识到用户“有对性隐私的偏好”。

但支持网络隐私的主张依然面临着强烈的反对。希特伦、弗兰克斯和戈德堡等人一起领导着一个叫做网络公民权益行动(the Cyber Civil Rights Initiative)的团队,该团队倡导通过非自愿色情法。有人批评其成员不尊重第一修正案赋予的言论自由,违背了不受约束的互联网精神。如果报复色情法太过宽泛,自愿给别人发性暗示短信的青少年或为了公共利益发布裸照的人就会受到牵连——譬如发阿布格莱布监狱的囚犯照片。在自由主义者已经开始反对监禁过多的当下,要再确定新的罪名可能会困难重重。硅谷的自由论者担忧,在社交媒体平台应用的图像撤除政策让人想起已在欧洲扎根的“被遗忘权”,即个人可以要求搜索引擎删除令他们难堪的线上内容的链接——包括他们自己发布的内容。难道删去网上有价值的内容仅仅是为了使人们免受羞辱?

2014年,美国民权同盟对亚利桑那州一项打击非自愿色情的法律提出反对,称其措辞“过度宽泛”。2016年四月,美国电影协会对明尼苏达一则正在讨论的法律提出了相似的批评。六月,罗德岛州议员吉娜·雷蒙多引用第一修正案,否决了一项色情报复的法案,因为该法案没有明确提出:发布未经授权的私密照片必须带有骚扰意图才构成犯罪。希特伦和其他人已经做出反驳,说可以在起草色情报复法时排除出于公共利益的例外情况。而且,如弗兰克斯所指,法律对于“骚扰意图”的要求让那些运营色情报复网站的人逃脱了责任,他们只想着挣钱。

明尼苏达法案于五月通过,弗兰克斯认为它是起草完备的法律。它明确地保护了为艺术销售或展览而拍摄的、在商业环境下合法获得的、符合正当公共利益的以及带有科学或教育目的的照片和视频。根据这样的法规,媒体机构可以有充分的理由说明发布安东尼·韦纳生殖器官的照片是正当的,因为它展示了一个竞选政客的愚蠢行为。如果再拓展一下,甚至可以认为浩克·霍根的性爱录像必须得传到网上,也必须做报道,因为他是一个吹嘘自己性能力的名人。(发布该视频的八卦网站Gawker以此向佛罗里达陪审团做出解释,但是陪审团并未被说服,并判其赔偿霍根1.4亿美元。Gawker说会提出上诉,但是最终花3100万美元达成了庭外和解。)但是,至少在推出了非自愿色情法的州,要证明违背前任意愿发布对方裸照的行为没有犯法也没有那么简单。

去年夏天,加利福利亚民主党众议员杰基·石碧亚提出了一项联邦非自愿色情法案,和明尼苏达的法律一样,也列明了相应的例外情况。该法案还为互联网服务提供者设置了一定程度的豁免权;否则,硅谷的反对将会激烈化。石碧亚的下属咨询了加利福利亚大学研究宪法的学者欧文·契姆林斯基,欧文称该法案没有问题:“这项法案没有违背第一修正案。第一修正案不保护侵犯个人隐私的权利,诸如未经准许发布裸照或性录像。”

色情报复法似乎并未在刑事法庭导致什么存疑或极端的判决。一些批评者提出现存法律足够解决这些问题,但很多例子表明并非如此。2013年,一名来自布鲁克林的29岁男性在其推特账户发布了前女友的裸照,并将照片发送给她的老板和姐妹,他被控三项罪名:严重骚扰、非法监控并传播以及公开展示冒犯性的性资料。(纽约没有非自愿色情法规。)法官史蒂文·斯戴特辛格称该男子的行为应受谴责,但他并没有违反法律,原因如下:纽约的法律规定,要构成骚扰必须要与受害人有过直接交流;该男子并不是非法获取的照片;单纯的裸露并不构成“冒犯性的性资料”;发布到推特也不意味着“公开展示”,因为推特是一个“基于订阅用户的社交媒体服务”。(这反映了斯戴特辛格对于社交媒体的误解:推特内容极易在互网络上传播。)

去警察局后,诺玛要求PornHub删除她的照片。对方应允了。在布鲁克林的会面上,戈德堡称赞诺玛思维敏捷:PornHub每月有数十亿计的访问量,照片在PornHub时间越长,越有可能被疯狂传播。戈德堡解释说,照片仍然可能会出现在一些拒不删除的色情网站上,也可能已经被人们保存在电脑和手机里了。但因为诺玛反应迅速,这些情况都不太可能发生。戈德堡补充说,诺玛没有将这些网络照片截图真是太可惜了,在刑事诉讼或民事诉讼中会是有力的证据。戈德堡经常建议客户,即使他们的第一直觉可能是消灭色情报复的所有痕迹,但他们应该先搜集能证明对方行为之恶劣的证据,包括网上的评论——正如戈德堡的同事亚当·麦西所说,这些评论经常包含“死亡和性骚扰的威胁”。戈德堡的团队雇佣了Page Vault公司,该公司保存有那些捕捉到日期、时间和链接、并且为法庭所接受的屏幕截图。在非自愿色情案件中,戈德堡总说:“犯罪的证据(网页浏览器的图片)本身就是罪行。”

戈德堡接下诺玛案子后的第一天,她陪诺玛到警区。“有时候就是取决于你怎么组织语言,”戈德堡告诉我:“有时候受害者不知道怎么解释才能对警察产生最大的影响。”她带了一份相关的州法律的复印资料,还让诺玛统计好她与莫克斯之间的所有通讯记录。“我经常告诉客户,搜集数据非常重要,”戈德堡说:“比如,‘在这两小时期间他联系了我75次。其中14次是他威胁说要淹死我的狗。并且在某个时间段里,他在三个不同网站发布了我的照片,现在我已经出现在一千个不同的网站上了。’”

但是戈德堡的介入并不成功。“我们吃了闭门羹,”她说:“我想的是‘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反败为胜’,而他们却说,‘不,诺玛已经报告过了,但她没有足够的证据,公诉方告诉我们不能使用新法律。’真是怪了。”

接到诺玛的案子后,戈德堡致电邮给她认识的一位新泽西州密德萨士郡的检察官——杰森·鲍德温,他曾负责过美国第一批色情报复案件。戈德堡说服他打个电话给埃塞克斯郡(诺玛居住地)的一位同僚。最终接手案子的检察官名叫赛斯•由科,他曾处理过家庭暴力案件,并且有计算机技术背景。

由科向网络服务供应商发出传票,找出了上传诺玛照片所使用的IP地址。他告诉我:“我们追溯到了莫克斯母亲的家。这些照片不太可能来自他的母亲。”他很快与莫克斯的律师协商了一份认罪协议,即莫克斯承认侵犯隐私罪,否则将面临针对他的第二项指控——网上骚扰。

判决当天,诺玛的父母和她的两个朋友陪着她出庭。戈德堡还邀请了另一名客户——来自纽约的康妮——来观看审讯。她觉得康妮会因为亲自见证作恶者受到法律制裁而受到鼓舞。

康妮因为前男友滥用暴力与他分手。随后他在色情网站和克雷格名单上发布康妮的广告,包括她的全名和详细的个人信息;他还伪造了康妮的Google+账号、脸书账号和她的色情网页。康妮被描述成一个喜欢“集体性交”的“亚洲黑寡妇”,还“患有多种性病”。35岁的康妮从未给前男友发过裸照,但是他发布的照片上用了她的脸,加上随机找来的私密部位的图片。康妮告诉我:“我在一个非常保守的亚洲家庭长大,就在皇后区杰克逊高地,家人很温和、虔诚,还有很多好品质。结果在色情网站上看到自己的照片,还有所有这些关于自己的恶毒事儿,似乎让我开始质疑自己究竟是谁。我怎么会让这样一个人闯进我的生活呢?还有,我要怎样才能解释这件事情的时候忍住不哭呢?——就是会有种羞耻感。”康妮亲自去交涉,删除了一些内容;戈德堡帮助她处理了剩余部分,并向纽约检察官施加压力,要求将网络攻击视为违反了之前对康妮前男友下的禁制令。

然而,康妮生活的很多方面都受到了影响:她离开了曼哈顿,放弃了奢侈品广告销售的工作,还抹去了她的网络形象,她因此很难维持友谊或者找一份新工作。戈德堡告诉我,和康妮相同处境的人通常都会面临着这样的难题。如果你在公司面试时不主动提起自己受过网络侵扰,你的潜在雇主可能会在网上发现你的图片;但如果你像康妮一样抹掉了自己的网络形象,雇主可能在网上看不到你的任何信息,而这本身就令人起疑。“我没有社交生活,”康妮告诉我,“我不出门。我基本就两个朋友。我已经开始习惯这样的生活了,但还是有点孤单。我以前在一个光鲜行业里工作,周围总是很多人,可现在我都不敢有脸书或者推特账号,因为我不知道它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康妮想起诉她的前男友。戈德堡告诉过她,她可以以相关的侵权行为寻求赔偿,包括蓄意造成情绪困扰,她还可以请求法官允许她化名起诉。有一些网络侵扰的受害者赢过民事诉讼。2014年,德克萨斯的一位法官宣判一位女性获得50万美元的赔偿,因为她男友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记录了他们露骨的Skype对话,并在分手后将视频上传到色情网站。但是受害者通常不会寻求民事诉讼,部分原因是大多数潜在被告都是律师们所谓的“无力履行判决的人”:他们没钱支付一大笔和解费。康妮的前男友是一个成功的房地产开发商,但是她不愿意陷入这场旷日持久的官司——这意味着重新进入前男友的轨道。

有一次,我告诉康妮和戈德堡,色情报复的心理让我很困惑。从某种层面上来说,践踏前度也是在践踏自己以及生命的一个完整部分。“没错,”哥德堡说,“就好像你在跟全世界宣布:‘我以前跟一个婊子在一起。’但是我认为只有分手时才有这样的贬低。这是给分手找的理由:‘我躲开了一颗子弹。’”

她说,因特网引发了新形式的报复:“以前我们有制衡机制。如果你总想报复,你的名声就会受影响。但是在网络上,一个人可以坏得无以复加,但是他的朋友却不一定会知道他做了这些恶心事。”

戈德堡也认为因特网让人“更加难以自控、更加冲动”。她解释道:“太多人不知道如何与自己的念头和谐共处,不管是好的——‘啊,风景好美,我要发脸书’——或是不好的:‘我太愤怒了,完全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在新泽西案件审讯的尾声,莫克斯向法庭和诺玛致歉,他提到诺玛时只用了“她”。他告诉法官:“我做得太过火了。我觉得我没有正确处理好这事。”随后诺玛站起来念了一份长达900词的陈述。在前一周,她在戈德堡的办公室进行了准备和练习。她手中的纸在颤抖,但是声音很平稳。整个法庭很安静。莫克斯低头看着桌子。

“我担心,我未来的就业机会将受到影响,”诺玛说,“我担心我的安全——我害怕性犯罪者看过我的照片和信息后会找到我。”这些恐惧并不离谱。2009年,怀俄明州一名女性的前男友将她的信息发在了克雷格名单上,广告中的她在寻找一个“真正具有侵略性、完全不考虑女性感受的男人”。一名男子看到广告后,用尖刀威胁并强奸了她。2013年,马里兰州的一名男子因为发布关于其前妻的虚假广告被判刑,其中一个广告写着“来强奸我和我的孩子吧”。共有50名男子在这名女子和其孩子居住的公寓外出现过,有些还企图强闯进去。戈德堡还有一名客户被人跟踪,跟踪者不断发布关于该客户想要免费性交的虚假广告;源源不断的男性出现在该客户工作的药店。广告还鼓励他们不要因为她的无视而泄气。

在诺玛陈述时,戈德堡坐得笔直。康妮同情地摇着头。“当那些照片传上网时,我的隐私就受到了侵犯,要也要不回了,”诺玛总结说:“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了,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保存了,每一天我都会想,别人看到了我最私密的状态。”

法官迈克尔·拉文在法庭上说,“作为一个女儿的父亲,我很有发言权。这种行为是越线的……尤其是对于聪明人来说。这种行为缺少深入思考,缺乏对冲动的控制。”他判处莫克斯四年缓刑,然后又说,“不,五年。”这是法律允许的最长年限。法官同时也命令莫克斯进行100小时的社区服务,接受心理评估,并且禁止接触诺玛及其家人。拉文说,如果莫克斯违反上述任何一项,他将被送进监狱。

之后,诺玛和她的家人表示,即使法官判莫克斯坐牢,他们也不会有异议。不过他们还是很感激戈德堡和检察官。康妮说她很受鼓舞,“这个男人很可能再也不会对另一个女孩做这样的事了。”戈德堡也很高兴。“诺玛不会窝在家里哭了,”她对我说,“今天每个人都很尊重她。”我提到瑞文法官说他作为父亲的感受。“这其实很让我困扰,”戈德堡说道,“我希望人们不是因为‘我是一名父亲,这让我想到了我的女儿’或‘我已有家室,这让我想到了我的妻子’而去谴责。我希望人们更多的是‘因为我是有灵魂、有良知的人,所以这种攻击别人自尊的行为让我感到恼怒。’”

戈德堡的不少委托人都有抓狂的前任,所以她工作的办公室配有完备的安全系统。戈德堡还会随身携带防狼喷雾。她常用的喷雾牌子是BlingSting,装在亮晶晶的小瓶子里。虽然戈德堡承认她是个工作狂,会花大把时间研究那些给女性造成“无法挽回”的痛苦的男人,但她同时又像是脱线喜剧(译者注:screwball comedy,大萧条时期兴起的新潮喜剧形式,剧中女主不断挑战男性在社会中的权威)中那种精力充沛、画风清奇的女主角。她有只名叫Meshugenneh的吉娃娃狗;她还开着1966年款的庞蒂克。戈德堡几乎每天早上都会在健身房练拳击,公寓天花板上还挂着练杂技用的丝绸缎带,但她早餐经常吃糖果。她与瓦萨学院的一名英文教授友好离婚,两人共同抚养Meshugenneh。

戈德堡在华盛顿州的阿伯丁长大,那里常年阴雨绵绵,是一座经济萧条的伐木城市,还是柯特·科本的故乡。她的父亲开家具店,母亲是当地报纸的讣告作者,后来辞职在家抚养四个孩子。戈德堡在家中排行老二,是天生的女权主义者,而且和当时的社会有些格格不入。就像她对自己评价的那样,“没有艺术天赋的半吊子艺术家。”那时是女权朋克时代,戈德堡成天放纵狂欢。她也做一些小生意,叫“假面妈妈”,主要是卖些她用玩具娃娃头自制的胸罩。“其实,说‘卖’有点言过其实,”她告诉我,“我就是去美国长青州立大学,用这些换其他东西。”她和她的朋友琳赛·伦纳(现任美国圣公会牧师)当时一起做高中年鉴,她们写了关于几个无聊男生的色情小说。伦纳回想道,“我们当时对性很感兴趣,但我们没有任何经验。”一名老师发现了她俩的淫秽小说,叫了家长。戈德堡很生气,说老师一定是搜了她们的柜子才发现的小说,侵犯了她们的隐私。

高中时,戈德堡有次把朋友留在了一家汽车旅馆里,那个朋友喜欢的男生正在那儿举办聚会。她的朋友喝得醉醺醺的,处于人事不省的状态,被那个男生和他的朋友性侵了。“那时,我的朋友和我都没有报警,甚至都没觉得那是强奸,”戈德堡说道,“但现在想想,那对我来说是很关键的时刻。”

戈德堡的办公室有种精品酒店的感觉:海军风的金色壁纸,中世纪现代风格的蓝色天鹅绒沙发。靠墙的小桌上放着一把亮闪闪的塑料斧子,那是她的朋友从废弃的艺术展上拿回来的。不管什么时候看到那把“迪斯科斧头”(戈德堡这么叫),我都会想到“战斧”是用来描述凶悍女人的轻蔑用词,以及戈德堡是怎样重新定义这个女性角色的。

某天早上在办公室,她告诉我,她最近去了一场管理研讨会。会上,导师建议与会律师制定一项严厉的政策,禁止人们在工作场合观看黄色电影。戈德堡的同事亚当·麦西大笑起来。他的工作就是时不时浏览黄色网站,收集证据。

戈德堡跳上了麦西桌子旁的一堆垫子。她穿着黑色高领连衣裙,戴着拼有单词“BALLS”的戒指。“我告诉他们我们有一个不同的政策,更关注细微差别,”她说,“我没告诉他们我生了多少次气,就像今天,我得看一页又一页的文件,还得喊‘亚当,看你的黄片去!’”

麦西的桌子在办公室的正中央,他总把自己的电脑声音调得很低。那天,他正在检查有哪些收到戈德堡撤下命令的黄色电影链接还能生效。“我最不喜欢这份工作的地方就是得看黄片儿,”麦西后来告诉我,“我试着把它看作文件审查。”



麦西仍在继续点击那些链接,与此同时我们还在讨论“业余”商业色情电影的市场,此类影片的女主只被拍下了一次性爱过程。网络亚文化群体致力于找出这些女性。麦西监管的影片链接中,有一些属于一位委托人,她20岁左右时被胁迫拍了一段色情视频。迫使她拍片的人曾假意向她承诺视频不会外泄到网上。痴迷于业余黄色影片的人最近在YouTube上找到她年轻时其他一些无伤大雅的视频,并把这些视频和她色情视频链接到一起,暴露她的身份。

戈德堡走过来说,这些搜索查找的快感也不能不说是动力之一。“这份工作还有侦探的一面,”她说,“我明白这一点,因为我们的工作流程是自成一派的。”

那天早些时候,戈德堡和我谈起了她为一个大学生做的侦探工作,那个女孩从事的职业是所谓的网络女主播。她在美国南部上大学,她应聘了克雷格名单上的一则广告,宣传语是,“你是胸怀大志的模特吗?”她当时急需用钱,就答应了这份工作,在Skype上为客户表演自慰或脱衣服。她甚至签署了一份合同,其中关于公司对她的表演拥有权的描述很模糊,即她的表演将用于所有“已知或今后开发的”技术中。这个女孩后来因为没赶上工作进度,公司就不再支付她的工资。然后老板要求她到家里,和自己发生性关系,否则他就把视频散布出去。他给那个女孩发短信说,“我知道你宁愿和我来这么一次,也不愿意让你的家人和同学知道你的事儿。因为这绝对会传得到处都是。”他还告诉那个女孩必须拉一个未成年女孩来为他工作。那个女孩回复道,“真是太谢谢您了,不仅搞砸我的生活,还这么残忍。我不会把我的朋友拉下水,做这种狗屁玩意儿的。”

那个男人用的是化名,但他的公司有一个网站,他也有自己的推特账号。戈德堡试着对他的推特照片做了反向搜索,但什么也没找到。最后,她找到了和公司网站注册处有关的电话号码,继而通过这个号码找到了这个男人和他妻子的脸谱网主页。上面有张照片是他们站在自己位于路易斯安纳州的房子前。戈德堡使用谷歌街景,定位了这个男人的地址。她给这个男人发了勒令停止通知函,告诉他按联邦和州立法律,他可被指控为勒索,还指出路易斯安纳州法禁止“向被威胁人,或其家庭成员,或其他任何与被威胁人关系亲密的人威胁曝光或要求其做任何不雅或耻辱性的行为”。她还补充,他将因该项犯罪被处十五年刑期,包括劳役。戈德堡以她发出的那份通知函为豪。她的委托人再也没有受到过那个男人的骚扰。

戈德堡的委托人并非都是女性,但她说男性一般有不同的困扰。通常他们会受到钱财敲诈。戈德堡说,男性更少受到色情报复的一个原因是,“这种报复的二级下游市场小。”她提到一位男性委托人,他是出身显赫的大学毕业生。他回复了克雷格名单上的性恋癖广告,接着开始在网上和也有这种癖好的一名女性聊天。他们本来要约会,但他没有去,那个女人就开始威胁要把聊天内容曝光。在这个案例中,找出这个女人是谁、远程监控她的网络活动就很重要,之后再决定要不要联系她。

“她在网上对他的攻击已经没有开始那么强烈了,不再那么咄咄逼人,”戈德堡解释道,“所以我们不想刺激她。我们找到她用假名注册的博客。有好几天,她的博客都在骂另外一个人,骂得还挺认真。那个人和她约会过一次就甩了她。”戈德堡继续说,“很明显她已经走出了那段感情,所以我知道她很可能不会再对我的委托人造成威胁。如果有人一开始失控乱说话,接着又不继续乱说,这就意味着他们已经冷静下来了。这有点像婴儿发脾气,一旦他们冷静下来,就不会再发作,除非受了些什么刺激——比如来自律师的一封信。”



一天,我路过戈德堡的办公室,进去拜访时她正在准备和自己最年轻的委托人面谈,这个女孩叫杰西卡。2015年4月,当时杰西卡13岁,在布鲁克林的春溪社区学校读书。一位男同学把她拖到巷子里,强迫她进行了口交和肛交。她在那之前从未有过性行为。她说那是强暴,但男生说双方是你情我愿。他还录下了整个过程,视频在学校里传播开来。

杰西卡在网上和校园里都遭受了同学们的欺凌。在学校里,他们会挥着手机,而手机里正放着那段视频。校长把她送回了家。“安全转校”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才安排好,所以杰西卡相当于因为她的不幸遭遇受到了惩罚。戈德堡认为学校对这件事的处理违反了美国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这条法规规定任何受到联邦政府资金资助的学校都要迅速调查性骚扰或性攻击的案件,并且采取措施以防止这类行为再次发生。戈德堡代表杰西卡向美国教育部民权办公室呈交了诉状,后者已经同意对此事进行调查。大学校园常发生性攻击事件,因而成为援引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最多之地,但中学及高中很可能成为下一战场。

杰西卡是非裔美国人。戈德堡也受理了其他两起关于就读布鲁克林公立学校、年轻的黑人女生被同辈骚扰的案件。她在推特上发过一条推文,引用了令人不安的数据:耶鲁大学1万2千名学生中有19人卷入援引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的案子;而纽约市学校的110万儿童中只有一人卷入援引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的案子。(纽约市教育部发言人托娅·霍尔尼斯说过,学校教职员工平时就会接受培训要“报告、调查、回应此类事件”。)

六月,戈德堡向美国教育部民权办公室呈交了另一份诉状,这一次是受一位患有发育性残疾的15岁女孩的委托。诉状中表示,这名女孩在布鲁克林的教师预科学校读书,被七名男生带到一个楼梯间,被迫与其中两名男生口交,其余五个在一旁观看。戈德堡在附函中指出,这是三起发生在纽约、“委托人是13到15岁、家境不好的黑人女孩”的案件中的第二起,她们在校受到性骚扰但学校处理不当或不予理睬。(霍尔尼斯说:“所有学生和教职工的安全是最重要的,我们有相关制度确保所有事件得到报告、调查并适当处理。我们正在审查这些非常令人揪心的诉状,并与民权办公室一起解决任何待处理的问题。)

和年轻的委托人会面时,戈德堡扮演着律师和社工的双重角色。她会给杰西卡买零食,旁边还会有个翻译,因为杰西卡的母亲主要说的是海地克里奥尔语。杰西卡现在15岁了,但她看起来没那么大——她笑容甜美羞涩,脸颊干净清爽。她坐在会议室里,裹着一件派克大衣,头戴一顶针织帽,双手交叉叠放在大腿上。但她和戈德堡在一起时似乎很自在,考试拿高分时她也会发短信给戈德堡。杰西卡的母亲说,她因为自己女儿没有立即告诉她那件暴行而感到伤心,“她就是我的命根子,所以不要对我保密。”戈德堡告诉她,“很多像她这么大的孩子都会这么做,尤其是因为她知道这会伤害到你。”

戈德堡问她们是否确定还想打官司。杰西卡点头称是。她的母亲提到她的一个朋友的女儿也被强暴了,还说那家人决定不起诉。“我们要起诉,”杰西卡母亲说。戈德堡回答:“有很多合理的应对方式,起诉是其中一种。我想这也会对纽约市学校产生影响。”她补充道,如果她们赢了官司,“作为案件和解的一部分,你也许需要上一些课程,关于自愿性行为,以及如果你收到类似这样的图片或视频该如何应对。‘直接举报,别传下去。’”十月下旬,针对这起案件召开过一场短暂的听证会,但戈德堡告诉我她认为这起案件进展会很缓慢。结案时杰西卡也许已经成年了。

截止2016年夏天,戈德堡已经有了超过35位活跃客户,她决定要扩大公司规模。她聘用了高级助理琳赛·利伯曼,她曾在金斯县检察官办公室特别受害者部门工作。戈德堡的公众形象在稳步提升。五月,她受邀参加白宫举行的特别工作组会议,讨论中小学发生的性骚扰事件。她说,自唐纳德·特朗普当选以来,到她公司寻求帮助的人“大幅增多”——她担心这体现出“残忍行为又多了一张许可证”。一些案件表现出明显的政治意图。例如,一家人的婴儿照片在网上热传,用于反希拉里·克林顿的阴谋论,该阴谋论指控其性虐儿童。

戈德堡正在拥护一种新的隐私——不是反抗政府的监视,而是反抗公开、泄露及侵入我们个人生活的行为。她假设,即使当下的社会随处可见色情图片和卡戴珊式的暴露狂,仍有人不想公开某些私密的事情——如果我们允许这些人拥有隐私,这个社会将更加美好。这个任务挺复杂的,因为现在的人会记录并分享很多自己的照片。但她相信保护隐私是尊严的一种形式,也是对抗耻辱的壁垒——她喜欢提及“耻辱”这个传统的词。她是一名女权主义律师,从备受攻击到奋起反抗:她就像格洛丽亚·埃尔瑞德和杰西卡·琼斯的结合体。

戈德堡和我讨论了我常从年轻一点的女权主义者和互联网乌托邦主义者那里听来的一种观点:有一天这种耻辱会变得无足轻重。如果每个人的裸照都被放上网,没人会感到羞愧。“我完全不同意那种观点,”戈德堡说道。“我认为隐私应该得到尊重,不然你我之间哪还有界线?我不是说每个人都要有同样的自重,但如果你不想把你的裸照给别人看,那你就应该有选择的权力。”她调皮地笑道:“但得我们都是山顶洞人,这才能实现。” 

麦西在桌旁听着,说道,“在人类堕落之前?”

“嗯,”戈德堡说道。她站起身,踩着恨天高走过房间。“我的意思是,那样说的人会不会对你的信用卡信息也持同样的想法?你知道的,如果每个人都知道其他人的社会保险号,或者私人医疗信息,”她停下来,接着说道,“你能想象如果什么事都公开会怎样?如果我们什么都共享那会怎样?那肯定是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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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胡艺瑛 PSY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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