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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一年到头带便当上班的年轻人

2017-06-23
来自:凤凰青年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中国三明治

文|李依蔓

今年三月,晓沁跳槽到位于上海原法租界里的一家广告公司。

入职前,她仔细盘算了工作午餐可能的花销,发现在公司所处的市区核心位置,想依靠可靠的外卖或堂食解决吃饭问题,每天人均消费可能至少需要50元。

她没怎么犹豫,就决定以后午饭都自带便当。

跳槽前,晓沁在一家美食媒体工作,办公室里有厨房,同事们常会做饭和大家分享。美食行业的人厨艺不错且对成品要求极高,即使在同事眼中是失败作品,晓沁也觉得味道超过一般水准。因为做选题的需要,办公室里总有大小试吃会,正餐零食不断货,晓沁从不需要担心午餐怎么吃,唯一需要担心的是因为吃太多体重增长了不少。

但新工作要带便当,就首先要有便当盒。淘宝上的便当盒光材质就有玻璃、塑料、不锈钢、陶瓷、木质、稻谷壳十几种,价格也从十几块到几百块不等。晓沁在知乎上查了查关于便当盒的推荐,选择了198元、号称使用PBT塑料的一款,希望在安全性上获得更多保障,毕竟这是每天都要使用的物件。

她还下单了一款空气炸锅,加上原有的一口小锅和电饭煲,是她认真研究后最适合自己的工具组合。

“都是因为贫穷……”晓沁半开玩笑地把带便当的行动,归结于想省钱。省下来的钱,晓沁更愿意用来旅行、看展,和朋友去吃一顿高品质的米其林日料,或者干脆存起来。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之一是铝制饭盒,无论上班还是上学,人人都背着一个饭菜混装的长方形金属盒子。那个年代,下馆子是奢侈的,以盒饭形式出现的便当,是缺乏生活选择和经济条件的被迫选择。

2013年是中国外卖O2O市场的”鸡血元年“,这一年,淘点点成为阿里独立的业务事业组,”到家美食会“、”饿了么“等等外卖品牌获得融资,2014年美团、百度纷纷上线外卖板块,抢占大热的O2O市场,身着不同外卖品牌的外卖员穿梭于街头,一时间营销战硝烟四起。

生活在大城市里的年轻人,几乎全都习惯了点外卖的生活。上班族们只需要在手机上做几项选择,便有商家把经济实惠的餐点在短时间内送上门来,丰俭由人。

带便当似乎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

晓沁记得,刚入职时自己是全公司为数不多带便当的”异类“。

便当拯救了她的“晚睡拖延症”

每个工作日早上,晓沁6、7点就起床,吃过前一天晚上熬好的杂粮粥,开始准备当天便当。

把提前用盐和黑胡椒腌制好的鸡腿肉、鸡胸肉或牛肉,连同作为主食的红薯、紫薯或玉米一同丢进空气炸锅,另一口锅里加水,等待水开的期间清洗蔬菜并切好,蔬菜烫一下便捞出来,装进便当盒,加入沙拉酱。一般这个时候,空气炸锅里的肉类也烤好了。

这样一份有主食、肉类、蔬菜的便当,整个制作过程不超过30分钟。

带便当的3个月以来,晓沁算了一笔账,每月在餐饮上的支出不过几百元,就可以让自己吃得很不错。而办公室里每天都点外卖或出去吃的同事,每月光工作午餐的花费就要1000-2000元。

即使之前从事美食相关工作,晓沁自认为不是一个对食物有浓厚兴趣的人,吃饭于她而言,只是”不让自己死去“的事,因此需要高效解决。每个周末,晓沁都会提前构思好种类,采购一周做饭所需的蔬菜、肉类,周一到周五则按照规划严格执行,每天午饭的内容一模一样。

和晓沁不同,每天阿月着手做便当前,完全不知道自己会做出什么来。

她早起做便当的步骤是这样的:拉开冰箱门,检阅一下食材,凭心情挑出几样最想吃的,能生吃的就洗净切好,需要焯水的再单独处理,摆盘码好,用手机拍照。阿月很享受制作便当时创意迸发的感觉,就像在从事一项艺术创作。

阿月做便当的初衷,是不降低生活质量地减肥,让自己吃得健康,也要吃得好。身高160左右的阿月,去年体重在130斤左右,身体质量指数BMI值属于偏胖类型。一开始她采用“白水煮一切”的方式来管理饮食,不摄入任何油盐,配合锻炼,体重很快有了变化,但这个过程让阿月并不愉悦,总觉得是在“熬”。

今年过年后,阿月正式决定自己做便当。和父母一起居住的她,曾有一段时间带父母为她准备的便当。但父母一辈的饮食习惯重油重盐,一时间很难调整,并不适合有减肥需求、必须吃低盐少油的自己。

低盐少油,意味着菜只能用最基础的方式进行烹饪,焯水、蒸熟或简单煎制,虽然比“白水煮一切”要有味道些,但毕竟不如重油重盐的做法香。怎么让吃饭这件事,变得既健康又有趣?阿月发现“摆盘好看”是一大利器。

阿月的每份便当都会认真摆盘

主业是天津一家私企财务的阿月,副业是一名摄影师,对于造型、色彩搭配有很好的审美。便当的食材准备好,她凭感觉就能摆出漂亮的造型,比如不同颜色的食材要归做一堆、食材可以切成不同的形状方便拗造型,基本上如果食材里有三种以上的颜色,整齐地码放起来,就不可能不好看。

摆盘好看了,拍照就好看,照片好看了,看起来就有食欲,有食欲就会吃得开心,如果有人夸赞照片拍得好就更开心,做便当、吃低盐少油的便当就更有动力坚持下去。

即使身为摄影师,阿月坚持每天只用手机拍便当,每天固定一块餐布、一个角度,没用专业摄影设备,”不然就会花更多时间,影响做便当的初衷了“。并且因为摄影师的身份,阿月也更难对外卖的安全性产生信任,把食物拍得好看是一回事,但食物究竟是怎么做出来、怎么送到自己面前的,又是另一回事了。

在开始过上做便当的生活后,晓沁和阿月都意外地发现,不仅身体因为规律、多样化的进食变得更好,作息也变得正常了。由于第二天要6、7点起床准备,前一天晚上就不可能晚睡,以前因为摄影副业修片常熬夜到2、3点的阿月,因此挽救了自己的晚睡拖延症。

带便当的职场社交尴尬

晓沁不知道公司带便当的人越来越多,究竟和自己有没有关系,总之入职三个月以来,带便当的人从只有她和一位实习生,到5、6个人要定个会议室一起吃,分享各自的食物。

但带便当的人,总免不了受到职场午餐社交的影响。

刚入职时,晓沁曾被领导叫去共进午餐,不好推辞只能去,把便当留到晚上。或者也有这样的情况,明明当天带了便当,同事却热情邀请她和自己一起出去吃。

在几次晚上吃掉因为职场社交而放弃的午餐,导致吃多了肠胃不舒服后,晓沁坚定了”不管发生什么,午餐便当就一定要中午吃完“的原则。即使是和同事出去吃,她也会把便当加热后带到餐厅,同事点餐,她吃自带,目前倒还没接到过餐厅不许外带食物的抱怨。

如果遇上公司应酬,已经习惯清淡饮食的阿月会显得有些尴尬,既不能在饭桌上单独给自己叫一盘菜,也不好在客户面前挑三拣四地吃,省得落下”装什么装啊,难道还差这一顿吗“的责备。她只能偷偷准备一小碗白水,把菜在水里涮一遍再吃。

但大部分时间里,阿月还是一个”吃独食“的人,因为办公室里只有她一个人带饭,一般就在座位上默默地吃。她习惯在午饭前把早上拍好的便当图发在朋友圈,作为一种小小的仪式感,而同事们过了一段时间才发现,阿月发的图就是她每天在吃的便当,在那以前他们都觉得可能是阿月从网上下了些美食图片。

阿月每天早上都会为便当用手机拍很好看的照片

时间长了,开始有同事来问阿月,能不能给她点钱,让她帮忙多做几份?但后来也没了下文。阿月觉得大部分人还是停留在嘴上说说,想吃得健康,却懒得动手也懒得琢磨。

阿月许多久未联系的朋友,因为她持续晒便当这件事而重新和她热络起来,比如沉寂许久的初中同学们突然有一天拉了个群,开始讨论起关于健身和饮食的事,彼此交换经验。越来越多人来询问阿月,要怎样才能做出照片里那样的便当,怎样吃健康,怎样搭配好看。

但最让阿月感到开心的,是她持续发便当照片这件事,让打趣她肯定坚持不了多久的朋友们,慢慢跟着她改变饮食习惯。从前的朋友聚会是满满一大桌子肉菜,只有阿月一个人”吃草“,现在大半个桌子都是素食或低盐少油菜肴。他们发现蔬菜不需要油盐,甚至生吃都是甜的。

苦手的便当之路,是办公室午餐社交的另一种体现。

两位同事是和苦手长期一起吃饭的“饭搭子”,以前常一起吃单位食堂。但食堂的午饭品类虽有十几种,能被她们仨接受的只有6、7样,其他菜都被列入“难吃”范畴,她们就着还凑合的菜勉强吃了一年。

苦手的第一顿午餐

赶上外卖蓬勃的时期,苦手和同事经历了订外卖、嫌弃外卖太油、重回食堂、发现食堂还是一样难吃的过程。走投无路之下,苦手从今年4月开始决定自己做便当,两个“饭搭子”立刻响应,按照市面贩卖的“低脂轻食便当”的标准,每人40元,向苦手缴纳“伙食费”。

于是苦手成为了办公室里的小型“便当供应商”,主打“低脂午餐,不是只能吃草”特色。

每天下班后,苦手就到菜市采购适合做便当的蔬菜、菌类,比如西兰花、芦笋、土豆、金针菇。水果苏打水是网店直接送到办公室,鱼虾肉类在网上提前买好。回家吃完晚饭,花半个小时的时间苦手就能准备好第二天三人左右的便当。在家帮忙照顾孩子的公公婆婆会特地帮她卤些牛肉、鸡胸肉,多包一些饺子,怕苦手一个人做不过来三个人的饭量。

便当的网红经济学

虽然带便当上班并不是主流,但在豆瓣”愛心弁当·便当sweet house“小组里,至少有7136名组员和晓沁、阿月、苦手一样,将便当作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作为豆瓣便当主题人数最多小组的组长,JC成立小组的起因是一部电影。那时JC刚失恋,看了一部叫《绝对彼氏》的日剧,男主角常为女主角做便当,这让JC觉得特别温暖,似乎便当不仅仅是一顿饭,而是能把家里人的”心意“或”存在感“传达给吃饭人的一种媒介。此后小组人数逐渐自然增加,2013年左右出现了更多把便当认真拍照、摆盘的组员。

从功能性上看,便当是为了满足不能在家吃饭的餐饮需求,其中主要是工作日午餐。大部分的职场白领必须离开家门,去往特定的工作地点,吃饭尤其是午饭成为需要在外解决的事——如果不是自带,那就必须食用家庭以外场所提供的餐食。

便当成为网红现象之一,是曾从事生活方式媒体编辑工作的Lilac在自己朋友圈里观察到的。她发现有许多自己曾采访过的“日系”美食领域达人,近一年来纷纷在晒用好看的便当盒为自己或家人做便当的图片。

作为一个非常容易被“种草”的人,原本计划用做便当降低生活成本的Lilac,斥200元“巨资”入手了一位网红推荐的便当盒,据说曾获得红点设计大奖,即使她明知道有密封不完备、容易有水渍等等缺点,也只能用“200块钱的便当盒,用10次就折合每次20元,就不算亏”来安慰自己。

但每次准备便当时,Lilac需要操心不能做汤汁过多的食物以免汤汁漏出弄脏包包、面对一水池油腻的锅碗瓢盆不想清洗等等问题。另外如果带了便当,就多出一个手提包,加上原本上班的包包,无论骑共享单车还是挤地铁都不太方便,Lilac还发生过因为地铁拥挤而把便当包里鸡蛋挤爆的尴尬事件。

结果几个月下来,耗费“巨资”的网红便当盒上线机会并不多,和她因为其他食物网红购买的烘焙用具堆在了一起。

如今当我们使用“便当”这个词时,或多或少和日本文化有关。

“便当”一词来源于日语“弁当”(bentou),意为可携带的盒装餐食,但”便当“在源头上是中文,本意可以追溯至南宋,指代方便、便利的东西。在日本,“弁当”拥有超过1000年的历史,从最初的劳动者、武士携带的饭团,贵族外出享用的装在漆器盒里的餐点,到观看歌舞伎表演时食用的”幕间便当“。

在电影、电视剧、出版行业,日本便当或饮食文化的影响也清晰可见。

近年来许多当红日剧、日本电影以食物为主题,例如《深夜食堂》、《南极料理人》,即使不是食物主题,也常会出现主人公为家人做便当或吃便当的情节。

2013年,在北京居住的日本作家吉井忍出版了《四季便当》,收纳了自己为中国丈夫制作便当的感悟,并附上菜谱,一举成为豆瓣、亚马逊阅读榜单排行TOP1,此后与便当相关的图书、杂志主题策划也越来越多。譬如近期出版的食帖《便当灵感集》,采访了以日本为主的多位海外便当达人,颇受年轻消费者的欢迎。

晓沁想起自己在英国工作时,英国员工早餐吃块饼干,午餐吃冷的三明治,可以等到下班后再去吃顿好的,作为一天里唯一一顿正经饭。办公室里十几名员工,只有自己和几位亚洲员工会带需要加热的便当,似乎这是一种“亚洲特有风俗”。

但对她而言,做便当意料之外的好处,是建立起一种独特的生活秩序感。

“作为‘外地务工人员’,对人生本来就没有多少能掌控的地方,如果房东有一天让我搬走我立刻就得走。”而做便当让充满变化的日常变得些许可控,至少可以控制吃什么、几点做、怎么做。

做便当这件小事,让她的生活有令人安心的仪式感。

责任编辑:胡艺瑛 PSY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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